送魏汝贤之辽阳 其二

　　经，常道也。其在于天，谓之命；其赋于人，谓之性。其主于身，谓之心。心也，性也，命也，一也。通人物，达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无有乎弗具，无有乎弗同，无有乎或变者也，是常道也。其应乎感也，则为恻隐，为羞恶，为辞让，为是非；其见于事也，则为父子之亲，为君臣之义，为夫妇之别，为长幼之序，为朋友之信。是恻隐也，羞恶也，辞让也，是非也；是亲也，义也，序也，别也，信也，一也。皆所谓心也，性也，命也。通人物，达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无有乎弗具，无有乎弗同，无有乎或变者也，是常道也。
　　经是永恒不变的真理，它在天称为“命”，秉赋于人称为“性”，作为人身的主宰称为“心”。心、性、命，是一个东西。它沟通人与物，遍及四海，充塞天地之间，贯通往古来今，无处不存，无处不是同样，无处可能改变的存在，所以它是永恒不变之道。它表现在人的情感里，便是恻隐之心，羞恶之心，谦让之心，是非之心；它表现在人际关系上，便是父子之亲，君臣之义，夫妇之别，兄弟之序，朋友之信。因此恻隐心、羞恶心、谦让心、是非心，也就是亲、义、序、别、信，是同样一件东西；都是心、性、命。这些都是沟通人与物，普及四海，充塞天地，贯穿古今，无处不存，无处不相同，无处可能改变的存在，即永恒不变之道。

　　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，则谓之《易》；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，则谓之《书》；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，则谓之《诗》；以言其条理节文之着焉，则谓之《礼》；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，则谓之《乐》；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辨焉，则谓之《春秋》。是阴阳消息之行也，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辨也，一也，皆所谓心也，性也，命也。通人物，达四海，塞天地，亘古今，无有乎弗具，无有乎弗同，无有乎或变者也。夫是之谓六经。六经者非他，吾心之常道也。
　　这永恒不变之道，用以阐述阴阳盛衰的运行，便称它为《易》；用以表明纪纲政事的施行，便称它为《书》；用以传达歌咏性情的感发，便称它为《诗》；用以显示体统仪节的表征，便称它为《礼》；用以宣泄欣喜和平的跃动，便称它为《乐》；用以辨别真假邪正的标准，便称它为《春秋》。因此阴阳盛衰的运行，以至于真假邪正的评价，同样是一个东西；都是心、性、命。这些都是沟通人与物，普及四海，充塞天地，贯穿古今，无处不存，无处不相同，无处可能改变的真理，唯其如此所以称为六经。六经不是别的，就是我们心中永恒不变之道。

　　是故《易》也者，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；《书》也者，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；《诗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；《礼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；《乐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；《春秋》也者，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。君子之于六经也，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，所以尊《易》也；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，所以尊《书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，所以尊《诗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，所以尊《礼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，所以尊「乐」也；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，所以尊《春秋》也。
　　因此《易》这部经，是记我们内心的阴阳盛衰的经：《书》这部经，是记我们心中的纪纲政事的经；《诗》这部经，是记我们心中的歌咏性情的经；《礼》这部经，是记我们心中的体统仪节的经；《乐》这部经，是记我们心中的欣喜和平的经；《春秋》这部经，是记我们心中的真假邪正的经。君子的对待六经，省察心中的阴阳盛衰而使之及时运行，这才是尊重《易》；省察心中的纪纲政事而使之及时施行，这才是尊重《书》；省察心中的歌咏性情而使之及时感发，这才是尊重《诗》；省察心中的体统仪节而使之及时表露，这才是尊重《礼》；省察心中的欣喜和平而使之及时跃动，这才是尊重《乐》；省察心中的真假邪正而及时地辨明，这才是尊重《春秋》。

　　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，忧后世，而述六经也，由之富家者支父祖，虑其产业库藏之积，其子孙者，或至于遗忘散失，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，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，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，以免于困穷之患。故六经者，吾心之记籍也，而六经之实，则具于吾心。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，种种色色，具存于其家，其记籍者，特名状数目而已。而世之学者，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，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，牵制于文义之末，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。是犹富家之子孙，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，日遗忘散失，至为窭人丐夫，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：「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！」何以异于是？
　　大抵古代圣人的匡扶人间正道、耽心后世的颓败而著述六经，正如同富家的上一辈，耽心他们的产业和库藏中的财富，到子孙手里会被遗忘散失，不知哪一天陷入穷困而无以自谋生活，因而记录下他们家中所有财富的账目而遗留给子孙，使他们能永世守护这些产业库藏中的财富而得以享用，以避免贫困的祸患。所以六经，是我们内心的账本，而六经的实际内容，则具备在我们内心，正如同产业库藏的财富，各种各样的具体物资，都存在家里。那账本，不过记下它们的名称品类数目罢了。而世上学六经的人，不懂得从自己的心里去探求六经的实际内容，却空自从实际之外的仿佛的形迹之中去探索，拘守于文字训诂的细枝末节，鄙陋地以为那些就是六经了，这正像富家的子孙，不致力守护和享用家中的产业库藏中的实际财富，一天天遗忘散失，而终于变成穷人乞丐，却还要晓晓地指着账本，说道：“这便是我家产业库藏的财富！”同这有什么两样？

　　呜呼！六经之学，其不明于世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尚功利，崇邪说，是谓乱经；习训诂，传记诵，没溺于浅闻小见，以涂天下之耳目，是谓侮经；侈淫辞，竞诡辩，饰奸心盗行，逐世垄断，而犹自以为通经，是谓贼经。若是者，是并其所谓记籍者，而割裂弃毁之矣，宁复之所以为尊经也乎？
　　唉！六经之学，它的不显扬于人世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。重视功利，崇奉谬论，这叫做淆乱经义；学一点文字训诂，教授章句背诵，沉陷于浅薄的知识和琐屑的见解，以掩蔽天下的耳目，这叫做侮慢经文；肆意发表放荡的论调，逞诡辩以取胜，文饰其邪恶的心术和卑劣的行为，驰骋世间以自高身价，而还自命为通晓六经，这叫做残害经书。像这样一些人，简直是连所谓账本都割裂弃废掉了，哪里还知道什么叫做尊重六经呢！

　　越城旧有稽山书院，在卧龙西冈，荒废久矣。郡守渭南南君大吉，既敷政于民，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，将进之以圣贤之道，于是使山阴另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，又为尊经阁于其后，曰：「经正则庶民兴；庶民兴，斯无邪慝矣。」阁成，请予一言，以谂多士，予既不获辞，则为记之若是。呜呼！世之学者，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，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。
　　越城过去有稽山书院，在卧龙西岗，荒废已久了。知府渭南人南大吉君，在治理民政之暇，即慨然痛惜晚近学风的颓败，将使之重归于圣贤之道，于是命山阴县令吴瀛君扩大书院使之一新，又建造一座尊经阁于书院之后，说道：“经学归于正途则百姓就会振发，百姓振发那便不会犯罪作恶了。”尊经阁落成，邀我写一篇文章，以晓喻广大的士子，我既推辞不掉，便为他写了这篇记。唉！世上的读书人，掌握我的主张而求理于内心，当也大致接近于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地尊重六经的了。

　　当薛侯之初令也，珰而虎者，张甚。郡邑之良，泣而就逮。侯少年甫任事，人皆为侯危。侯笑曰：“不然。此蒙庄氏所谓养虎者也。猝饥则噬人，而猝饱必且负嵎。吾饥之使不至怒；而饱之使不至骄，政在我矣。”已而果就约。至他郡邑，暴横甚，荆则招之亦不至。
　　在薛侯刚开始做县令的时候，宦官抓捕百姓，十分嚣张。荆州城里的良善平民，哭泣着让他们抓走。薛侯年纪不大，又刚刚上任，大家都替他感到危急。薛侯笑着说：“不是这样的。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养虎的道理，突然间很饿，它就会去吃人；可如果突然喂得很饱，它将会背靠山角反抗主人。我饿它，又不让它生气；我喂饱它，又不让它狂妄，政策就全在于我把握了。”过了不久，宦官果然接受了约束。等到其他郡城暴动气焰很盛，而荆州就算让那些人动乱也发动不起来。
　　

　　而是时适有播酋之变。部使者檄下如雨，计亩而诛，计丁而夫。耕者哭于田，驿者哭于邮。而荆之去川也迩。沮水之余，被江而下，惴惴若不能一日处。侯谕父老曰：“是釜中鱼，何能为？”戒一切勿嚣。且曰，“奈何以一小逆疲吾赤子！”诸征调皆缓其议，未几果平。
　　而在当时，正赶上播州的少数民族叛乱。六部的使者的檄文就像下雨一样纷纷而来，计算家有一亩地的就要受罚，计算家有一个男丁的当壮丁服役。农民在田里哭泣；邮差在路上哭泣。而且荆州离叛乱之地四川很近，沿着沮河的支流顺流而下，百姓都惴惴不安，觉得朝不保夕。薛侯告示父老乡亲说：“大家反正是热锅里的鱼，担心又有什么用呢？”戒除一切纷扰，不得喧嚣。又说，“为什么因为一个小小的叛乱，就要使我们忠诚的子民疲惫不堪啊！”几个征调都压着慢慢讨论，过了不多久，叛乱果然平定了。

　　余时方使还，闻之叹曰：“今天下为大小吏者皆若此，无忧太平矣。”小民无识，见一二官吏与珰相持而击，则群然誉。故激之名张，而调之功隐。吾务其张而不顾其害，此犹借锋以割耳。自古国家之祸，造于小人，而成于贪功幸名之君子者，十常八九。故自楚、蜀造祸以来，识者之忧，有深于珰与夷者。辟如病人，冀病之速去也，而纯用攻伐之剂，其人不死于病而死于攻。今观侯之治荆，激之耶，抑调之耶？吏侯一日而秉政，其不以贪功幸名之药毒天下也审矣。
　　我当时正完成使命准备回去，听说他的事情，感慨地说：“现在如果全天下的大小官员都像薛侯这样，就不用为天下太平而担心了。”市井小民没什么见识，看到一两个官吏和宦官相持不下而出手打人，就群起叫好。所以，激发吏民争斗，名声就很传得很开；而协调吏民矛盾，功绩却得不到彰显。我为了追求扩张名声，而没有顾及这样做的危害，这就好比是借着刀锋来宰割东西啊。从古至今，国家的祸害从小人开始制造、而在那些贪图功名的君子那里酿成的情形，十有八九是这样。所以从荆楚、四川制造祸端以来，有识之士的忧虑，有比宦官和少数民族更为深切的。譬如病人希望疾病快一点离开，就专门服用攻克病症的猛药，那个人不是被疾病折磨死的，却是被用药害死的了。现在看看薛侯治理荆州，是激怒矛盾呢，还是调解纠纷呢？即便是薛侯只一天执掌政务，他也不会用贪图功名的药剂去荼毒天下的百姓啊。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。

　　侯为人丰颐广额，一见知其巨材。今年秋以试事分校省闱，首取余友元善，次余弟宗郢。元善才识卓绝，其为文骨胜其肌，根极幽彻，非具眼如侯，未有能赏识其俊者。余弟质直温文，其文如其人，能不为师门之辱者。以此二士度一房，奚啻得五？侯可谓神于相士者也。侯之徽政，不可枚举。略述其大者如此。汉庭第治行，讵有能出侯上者？侯行矣。 　
　　薛侯这个人，面颊丰满，额头宽广，一看就知道他是伟大的人材。今年秋天，因为管理考务的事情选拔校录全省考生，第一名录取了我的好友李元善；第二名录用了我的弟弟宗郢（袁宗道）。李元善才能见识卓越超绝，他写的文章内容风骨胜过文理辞采，思想的根源非常的幽深透辟，要不是像薛侯一样独具慧眼，是没有人能赏识他的才俊的。我的弟弟文质朴直，温文尔雅，他的文章就像他本人一样，也能够不辱师门。任用这两个士子，共同辅佐一人掌政，到哪里比不上得到五个人才的使用啊？薛侯可谓是对录用士人很神明的了。薛侯的政治业绩，不胜枚举。在这里只大略描述其中重大的几个。大明王朝各方面治理政事的，难道有能够超出薛侯之上的吗？薛侯你就安心上路吧。

　　呜呼。使逆珰时不为激而为调，宁至决裂乎？谁谓文人无奇识，不能烛几于先也。
　　唉！倘使阉党在当时不采取激化矛盾的方式，而是采用协调之法，怎么会弄到决裂的地步呢？谁说文人没有不寻常的见识、不能够在事先洞察事情的苗头呢？

　　《易》之《泰》：“上下交而其志同。”其《否》曰：“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。”盖上之情达于下，下之情达于上，上下一体，所以为“泰”。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，上下间隔，虽有国而无国矣，所以为“否”也。
　　《易经》中的《泰》卦说：“上下交好通气，他们的志意就和同。”那《否》卦说：“上下阴隔，国家就要灭亡。”因为上面的意图能够通到下面，下面的意见能够传到上面，上下成为一个整体，所以叫做“泰”。如果下面的意见被阻塞，不能传到上面；上下之间有隔膜，虽然名义上有国家，裨上却没有国家，所以叫做“否”。

　　交则泰，不交则否，自古皆然，而不交之弊，未有如近世之甚者。君臣相见，止于视朝数刻；上下之间，章奏批答相关接，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。非独沿袭故事，亦其地势使然。何也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，未尝一日废，可谓勤矣。然堂陛悬绝，威仪赫奕，御史纠仪，鸿胪举不如法，通政司引奏，上特视之，谢恩见辞，湍湍而退，上何尝治一事，下何尝进一言哉？此无他，地势悬绝，所谓堂上远于万里，虽欲言无由言也。
　　上下通气就泰，上下阻隔就否，自古以来都是这样。但上下不通气的弊病，没有象近代这样厉害的了。君臣互相见面，只在皇上临朝的短时间内。上下之间，只不过靠奏章、批答互相关联，用名分、法度彼此维持罢了。这不单是遵循老规矩，也是地位权势使他们这样。为什么呢？皇上常常在奉天门上朝，没有一天间断，可说是勤于政事了；但是朝堂和台阶相距很远，皇帝的威仪显耀盛大，御史纠察朝见的礼仪，鸿胪检举不合规矩的行动，通政使代为呈上奏章，皇上只是随意看看，臣子就谢恩拜辞，心神不安地退了下来。皇上何尝处理过一件事，臣子又何尝说过一句话呢！这没有其他原因，地位权势悬殊，所谓有天子堂上比万天还远，虽然想进言，却无从说起啊。

　　愚以为欲上下之交，莫若复古内朝之法。盖周之时有三朝：库门之外为正朝，询谋大臣在焉；路门之外为治朝，日视朝在焉；路门之内为内朝，亦曰燕朝。《玉藻》云：“君日出而视朝，退视路寝听政。” 盖视朝而见群臣，所以正上下之分；听政而视路寝，所以通远近之情。汉制：大司马、左右前后将军、侍中、散骑诸吏为中朝，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。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，元正、冬至受万国之朝贡，则御焉，盖古之外朝也。其北曰太极门，其西曰太极殿，朔、望则坐而视朝，盖古之正朝也。又北曰两仪殿，常日听朝而视事，盖古之内朝也。宋时常朝则文德殿，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，正旦、冬至、圣节称贺则大庆殿，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，试进士则崇政殿。侍从以下，五日一员上殿，谓之轮对，则必入陈时政利害。内殿引见，亦或赐坐，或免穿靴，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。盖天有三垣，天子象之。正朝，象太极也；外朝，象天市也；内朝，象紫微也。自古然矣。
　　我认为要做到上下通气，不如恢复古代内朝的制度。周代的时候有三种朝见的方式：库门的外面是正朝，顾问大臣守候在这里；路门的外面是治朝，皇上每天在这里受百官朝见；路门的里面是内朝，也叫燕朝。《礼记·玉藻》上说：“君主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去上朝，退下来到路寝处理政事。”上朝接见群臣，是用来端正上下的名分；处理政事却到路寝，是用来疏通远近的意见。汉朝的制度：大司马，左、右、前、后将军，侍中，散骑，诸吏是中朝；丞相以下到六百石的官员，是外朝。唐代皇城北面靠南的第三门，叫承天门，元旦和冬至节，接受各国的朝贺过贡皇上才来到这里，原来就是古代的外朝呢。它的北面叫太极门，它的西面叫太极殿，每月的初一和十五，皇上就坐在这里受建群臣朝见，原来就是古代的正朝呢。再北面叫做两仪殿，平日在这里上朝和处理政务，原来就是古代的内朝呢。宋朝时候，平时朝见在文德殿；五天一问皇上的起居，在垂拱殿；元旦、冬至、皇上的生日，祝颂、受贺在大庆殿；赐宴在紫宸殿或者集英殿；面试进士在崇政殿。自侍从官以下，每五天由一名官司员上殿，叫做轮班奏对，他必须进来陈说当政治得失；在内殿引见，也有时赐坐，有时免穿靴子。这大概还保留有三朝的意思呢。因为上天有三垣，天子就仿效它：正朝，仿效太极；外朝，仿效天市，内朝，仿效紫微。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。

　　国朝圣节、冬至、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，即古之正朝也。常日则奉天门，即古之外朝也。而内朝独缺。然非缺也，华盖、谨身、武英等殿，岂非内朝之遗制乎？洪武中如宋濂、刘基，永乐以来如杨士奇、杨荣等，日侍左右，大臣蹇义、夏元吉等，常奏对便殿。于斯时也，岂有壅隔之患哉？今内朝未复，临御常朝之后，人臣无复进见，三殿高閟，鲜或窥焉。故上下之情，壅而不通；天下之弊，由是而积。孝宗晚年，深感有慨于斯，屡召大臣于便殿，讲论天下事。方将有为，而民之无禄，不及睹至治之美，天下至今以为恨矣。
　　本朝皇帝生日、元旦、冬至的大朝会，在奉天殿，便是古代的正朝呢；平日就在奉天门，便是古代的外朝呢；可是单缺内朝。然而并不是缺少，华盖、谨身、武英等殿，难道不是遗留下来的内朝制度么？洪武年间，象宋濂、刘基，永乐以来，象杨士奇、杨荣等，每天侍奉在皇帝身旁；大臣蹇义、夏元吉等，经常在便殿奏对。在这个时候，哪里有阻隔的忧患呢？现在内朝制度没有恢复，皇上临驾常朝以后，臣子不能再进来朝见；三殿的门高高地关闭着，很少有人能够看见。所以上下的意见阻塞不通；天下的弊病，因此积累起来。孝宗晚年，在之方面深有感慨。他屡次在便殿召见大臣，谈论天下的事情。正要有所作为他便去世了，百姓没有福气，不能看到太平盛世的美事。直到现在，天下的人都认为是一件恨事。

　　惟陛下远法圣祖，近法孝宗，尽铲近世壅隔之弊。常朝之外，即文华、武英二殿，仿古内朝之意，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，侍从、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；诸司有事咨决，上据所见决之，有难决者，与大臣面议之；不时引见群臣，凡谢恩辞见之类，皆得上殿陈奏。虚心而问之，和颜色而道之，如此，人人得以自尽。陛下虽身居九重，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。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，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。如此，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？唐、虞之时，明目达聪，嘉言罔伏，野无遗贤，亦不过是而已。
　　希望皇上远的效法圣祖，近的学习孝宗，完全铲除近代的阻塞隔膜的弊病。常朝以外，就到文华、武英两殿，仿效古代内朝的意思：大臣每隔三天或五天，进来问一次起居；侍从官司和御史，各选一员上殿来轮流回答咨询；各部门有事请求决断，皇上根据自己的看法决断它；有不容易决断的，就和大臣当面讨论解决。不时地引见群臣，凡是谢恩、辞行这类情况，群臣都可以上殿陈奏，皇上虚心地问他，和颜悦色地开导他。象这样，人人都能够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意见；皇上虽然深居皇宫，可是天下的事情却全都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。外朝用来端正上下的名分，内朝用来沟通远后的意见。像这样，哪里会有近代的阻塞隔膜的弊病呢？唐尧、虞瞬的时候，耳聪目明，好的言论没有被埋没，民间没有遗漏的贤人，也不过是这样罢了。

书卷多情似故人，晨昏忧乐每相亲。
书卷就好像是我的多年老友，无论清晨傍晚还是忧愁快乐总有它的陪伴。

眼前直下三千字，胸次全无一点尘。
眼前浏览过无数的文字后，心中再无半点尘世间的世俗杂念。

活水源流随处满，东风花柳逐时新。
坚持经常读书，新鲜的想法源源不断的涌来用之不竭。勤奋攻读，像东风里花柳争换得形色簇新。

金鞍玉勒寻芳客，未信我庐别有春。
漫跨着金鞍，权贵们犹叹芳踪难寻，不相信我这书斋里别有春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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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处花香入夜清？石林茅屋隔溪声。
哪来夜花香气清？石林茅屋隔溪声。

幽人月出每孤往，栖鸟山空时一鸣。
隐者月出每独行，空山偶一传鸟鸣。

草露不辞芒屦湿，松风偏与葛衣轻。
草鞋不怕露珠湿，松风偏爱葛衣轻。

临流欲写猗兰意，江北江南无限情。
水边琢磨《猗兰操》，江南江北都是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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